学习借鉴台湾农业合作社的经验

　　农产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是大陆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规模化的经营，离不开农业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组织。随着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热情高涨，合作社经营的成败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大陆农民的生产与生计。然而目前，大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还参差不齐，有些早已发家致富，有些却只剩一个“空架子”.因此，不少专家借鉴农民合作组织高度发达的台湾的先进经验，为大陆农业合作社支招--

　　夏末的福建省光泽县共青村，随处可见的瓜蒌正值花期，黄白色的花朵缀满枝头，在雨后的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光看这幅景象，您很难想象如今充满活力的光泽县还曾因为土壤贫瘠而出现大量荒田。

　　“都是因为有了农业合作社。”正准备到地里干活的当地农民说，村里有不少贫瘠的土地，不少年轻人都觉得种地没奔头，直到村里组成了瓜蒌专业合作社，开垦120亩旱地种植瓜蒌，投入仅14万元人民币，1年就收回了成本。

　　正是一个又一个致富故事，促进着农民组织和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激情：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有农业专业合作社近70万家，覆盖了整个大陆约1/5的农户。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合作社的背后，是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有些已经成功致富，却有不少合作社仍在苦苦地维持生存，有些，甚至只剩一个“空架子”.合作社经营，看起来很美，实际操作中，却又有很大的难度。

　　专家介绍说，目前，大陆农业合作社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小、竞争力差、服务效果单一。比起农民合作组织已经成熟且相当发达的台湾，我们的合作社“基本还处于萌芽阶段”.

　　“台湾农业专业合作社起步较早，建制也比较完善，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三条宝贵的经验。而这三条经验，又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就是’合作‘.”专家说。

　　社农联合 夯实合作社基础

　　“合作社不是简单的大家一块种、一块卖，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农民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合作社中学到东西，提高素质。”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说，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教育社员、培训社员，“除了给农民挣钱以外，合作社还应该负有教育功能，让农民通过参加合作社，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

　　这一点，受到台湾相关农业合作社的高度重视。台湾合作社致力于教育农民，成为促进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者。各级农业合作社从事的农业推广涵盖了农业科技、实用技能、家庭伦理、农村建设、农民福利等生产、生活与生态的方方面面。这样，不仅大大提升了农民对合作社的黏着度，也使合作社的先进理念得以更有效地传播。

　　“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明白，农产品是要讲品质的。”徐旭初说，农产品尤其要高度重视品质问题。前一段时间大陆出现的奶粉内出现三聚氰胺、台湾出现的塑化剂超标等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沉重的教训：类似的事件一旦出现，对该类产品乃至整个市场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一定会受到波及。因此，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将品质观念深入到农产品生产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产业链来说，是最事半功倍的做法。

　　社间联合 提高合作社竞争力

　　“台湾的合作社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经验，就是他们非常重视合作社与合作社的联合。”徐旭初说。规模较小、组织松散、经济能力薄弱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市场上很难与规模化农企竞争，这是两岸农业合作社都面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台湾农业合作社非常注意同合作社之间的联合，生产相同或相似农产品的合作社之间，不搞无谓的同行竞争，而是联合起来，成立联合社或联合会，“抱团”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大陆现在也有这样的苗头，但是发展还很不够。”徐旭初认为，农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有联盟的性质，几个合作社联合起来共同闯市场，不仅抗风险能力增加了，在面对大型农企，或者中端流通企业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曾专门赴台考察台湾农会运转情况的湖北省荆州市委副书记傅立民在自己的调研报告里曾经写道：“（农会）建设会员共同利用的设施，如建设农业仓库、农田水利、农产品加工中心等等；设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门市部、超市、调配处理中心、农民购物中心；还组建共同营销网络，包括运销毛猪、果蔬、农副食品等。”这些功能，都不可能通过单一农会独立实现，而是组成了强大的“联合网络”,在这个网络的作用下，农民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更一举解决了目前困扰大陆农民已久的在农产品定价上“被动挨打”的问题。

　　产业联合 最大限度保留附加值

　　“现在大陆的农业合作社，基本只在农产品生产、初加工的领域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卖给了中间商。这么卖，利润还是上不去，因为农产品最大部分的附加值，都拱手让人了。”一位农业专家说。相比台湾的农业合作社，除了注重联合社员和平级的其他农业合作社，他们还积极联系终端市场，无论是消费组织，还是每个终端消费者。

　　“台湾的农业合作社，自己就可以做到把农产品卖给超市、食堂、甚至普通消费者。这是由于他们积极地去与终端消费者联系，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把农产品的附加值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徐旭初说。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亲身在农业合作社一线工作的陈琦的支持。他在山东组织生菜农业合作社已经有两年了。对他来说，这两年令他最有感触的台湾新闻，就是“带一棵菜坐火车”.

　　“去年有一阵因为山体滑坡，苏花公路行驶不畅，台湾一些生菜产地爆出农友的菜卖不掉的消息。而当地的农会就积极在网上呼吁，并且联系了不少大学，组织学生到当地去旅游，倡导每个去旅游的学生都’带一棵菜坐火车‘,帮农民购买生菜。这个让我感触太深了，现在微博上我们也经常能看见某地农民的菜烂在地里的消息，但是同一时间你如果去超市看，会发现即使农民的菜大量滞销，普通市民在超市买的菜也不会便宜，有时甚至更贵了。”

　　陈琦分析，出现这样的“价格断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农民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缺乏联系。农民只能选择把菜卖给中间商，而一旦发生一些不可抗因素，中间商不来，或者压低菜价，农民就只能“干瞪眼”;与此同时，天气、路况等原因，又成为城里菜价上涨的因素，农民和市民都吃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如果让农民自己来做，一来信息源不稳定，二来可信度也比较低，而相比之下，合作社做这件事就很合适。”陈琦说，台湾农业的合作社在这方面就很有经验，他们除了成立网站向农友和市民展示农业技术、农产品生产情况，绝大多数还自己构建直销网络，建立起稳定的客户群。这种做法给了陈琦很大的启示：“农友与市民成了朋友，农产品卖不出去，他们愿意坐上火车多带一棵菜，这事虽然很小，辐射力却很大。除了让销售渠道更通畅，这种农民与市民的亲密关系，也会给农业生产和社会和谐带来很大的好处。”

　　深入消费的终端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农产品的附加值，这是台湾农业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