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是分工的产物，分工必须以交换的扩张为基础，而交换的前提是交换过程和结果的可预见性，随着交换的扩张，交换的不可预见性随之增长，交换活动用于增加预见性的成本——交易成本随之加大，直至抵消分工的专业效率与规模收益，使交换和分工不再扩张，产业规模被最终决定。

　　因此，分工和交换的专业化效率和规模收益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交易成本则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性限制，而降低不确定性、限制机会主义、增进信任关系、协调分工与交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则是产业发展和扩张的基础，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分工和交换的专业化效率和规模收益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净值，产业规模被决定在净值为零的临界点上，制度是决定这个临界点的关键，是产业发展和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产品的替代性程度决定了产业的层次性，同一层次产业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产业结构。由于生产的目的总是为了消费，产业结构必须和消费结构相适应，保持这种适应关系并使产业得以发展和扩张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而这必然要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为保证，生产要素流动性决定于其交易成本，二者在反比。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假设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研究生产要素配置，是一种无交易成本的资源配置，制度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要素并不能无成本地自由流动，诸如产权不清晰、既得利益保护、不能平等与自由地交换等因素，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制度上为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提供保证，或者说，必须根除限制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制度因素。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但由于政府间竞争的存在，政府承担了“赶超”的责任，为此，政府不得不通过产业政策，促进部分产业的优先发展和扩张，这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新的内涵，即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不仅要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制定产业政策，鼓励一部分产业优先发展。政府的行为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政府的行为有时还会受到政府公务员“私人行为”的侵蚀而扭曲。因此，政府的行为必须规范。

　　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其实质就是保持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消费结构相适应，并使农业得以发展和扩张的过程。这里的“农业发展和扩张”是通过农业内部不同产业发展和扩张规模的配比来实现的。“配比”就是结构;“规模”取决于交易成本，当达到“最佳配比”，即资源被充分利用，农业效率最优、效益最大时，农业产业结构就实现了最优化。因此，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一个由交易成本决定“规模配比”的产业优化过程。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制度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最优的结构来自最优的制度，调整就是制度创新。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在市场引导下自发进行，是一个遵循市场“自然秩序”的过程。但由于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经济转型”背景下进行的缺少市场制度支持的产业“赶超”过程。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城市、工业倾斜战略造成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和条块分割的农业管理体制与“以粮为纲”理念下的农业产业政策，以及政府过高经济职能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我国农业是弱质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弱势的市场主体，农业和农民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体“残缺”，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落入“锁定”状态的陷阱。这正是农业产业政策屡不奏效，农业产业结构表现出强烈刚性的原因。

　　“路径依赖”理论证明，解除锁定状态，走出陷阱关键在于起点和路径选择正确的制度创新。就我国当前实际而言，就是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因为，如果没有对农业生产者基本交换权利和尊重与保护，不赋予其明确的产权、平等的交换地位和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与合作的权利和能力，农业生产者就不可能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面对市场做出正确的决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无从进行。因此，包括界定和保护产权、赋予平等交换地位和经济自由以及变革相关体制等在内的市场制度供给就纳入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之中。

　　据此，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涵义可表述为：政府以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在保证市场制度供给，建立起农业产业结构能动态地适应市场需求的体制和机制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积极有效的农业产业政策，引导农业生产者自觉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实现农业内部产业发展和扩张规模配比优化，使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地朝着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的产业优化与升级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农业按市场导向配置资源的农业市场化的动态过程，关键是市场制度创新，核心在于促成政府职能到位。